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人们因不想违约，没有立下字据便进行投资。因此在不良环境下你仍然呆在那儿不能自拔。但是市场上仍会有一定数量的证券，因此即使表现欠佳，私募股权公司也得以存活。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这些私募股权基金。在美国，5%至15%的退休基金被分配给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有些是零，有些数目较大。目前，所有人都能够从前些年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以及股票证券投资组合的良好表现中受益。因此，危机之后，对这些基金来说将会是一个打击。市场上并没有中小投资者。除了少量上市的公司外，大多数仍由机构持有。

　　当我们不再从自身去审视这件事的时候，就不得不反思美国的金融机构文化和激励结构。美国有这样的传统，大型金融机构是以产品和利润的创造，而非长期利润作为奖励，这的确刺激了许多更具风险的赌博性的投资。过度的杠杆操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我们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人们因创造短期的盈利而获得奖赏——我将获得奖金，而这奖金是基于我生产了什么。这就是华尔街普遍的文化。

　　由此能看出我们是如何在众多影响下，并且缺乏足够的风险管理控制之中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也许在未来，新的规则将触及更高层的行政模式，但是随着银行文化向投行文化转移，这些银行已不再是此种构建的拥护者了。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平衡，是生产者而并非风险管理者来作决定。这些生产者只想拿到奖金，但是真正的高层管理者必须拥有真正的风险控制能力。

　　投资者并未看中风险调整收益。在高层市场上，人们保守，投资谨慎，也不会为投资而贷款。机构投资者也不会专注于风险调整收益。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必须看清自己的承受能力。

　　也许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可能有两种情况情况发生：一是自我矫正；二是会有一个激烈的、通过监管措施来整顿的过程。但是有大量的投行并不需要向美联储借钱。若自我矫正和整顿相结合，又会有整顿过度、监管措施过多的担忧。不过我觉得，在它们之间会有一个平衡点。

　　现在人们都谈到未来的监管方式。我想，这里面也可以有很多方法。美国国会谈到实现独立的审计功能，尤其是设立一个主管审计的官员。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一个负责风险管理的官员。我猜，国会会就此有新的立法。有些人能够直接出入董事会。有些人可以对你的报告直言不讳。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注意不要矫枉过正。

　　当然，很多人也指责评级机构，认为他们在危机积蓄和蔓延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实，评级机构存在与生俱来的矛盾性。它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焦头烂额，我也不知道监管措施对它们来说是否是个答案，以及是否应该早日实行。但是美联储也需要整顿。

　　如果我们展望未来，如果你要问我，美国是否会因此而弱化，从而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我的答案是，我比较乐观，我认为，只要管制条规不要过于极端，美国经济会变强。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调整中，将会出现优惠项目和计划来拉动新的商机，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出现新的创意，这些都是我们已经久违的元素。

　　当然，我不否认，短期内，美国经济会止步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我个人觉得，也许有风险，但是在没有太多的管制下，对企业家们来说将会是一个真正的机会，而政府应该起到辅助的作用。对于拥有流动资金的一方来说——中国的银行明显地拥有流动资金——这将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让这些银行变得更加强大。这个时候有许多契机让他们去投资。最终，新的商机会带来正面的影响，优惠政策也有助于推动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些都会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和创新。

　　但是至少在现在，我们还看不到光明。如果问一下这场危机已经走了多远，我会说，一半了吧。但这只是一个猜测。

　　最近常有人来找我。他们都对我说：“我真的觉得应该退休了，但是我投资的股票下跌了70%。”这些人并不属于失败的一族。他们有的已经五六十岁了，他们把一生奉献给了工作和机构。但是现在游戏规则变了，这才是令他们难过的事。

　　(克雷格·柯谷(CraigCogut)是帕格索斯(Pegasus)资本咨询公司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阿波罗基金(Apollo)创始人。本报记者芮秉游华尔街采访整理。左茂红、刘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