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利 没有完成的告别

　　新华网爱丁堡(英国)2月15日电 采访札记：多利，没有完成的告别

　　新华社记者王艳红

　　情人节与伊拉克问题搅在一起，使2003年的2月14日搀杂了甜蜜和肃杀。相比之下一只绵羊的死去，似乎谈不上惊天动地。

　　14日晚，大家都关注着电视里鲍威尔的讲话，突然BBC网站上出现了多利已死的一句话新闻。惊诧！立刻打电话，拜托罗斯林研究所的总机接线员接通相关研究人员。等待了约20分钟，电话断了。再打研究所的任何电话，都只能听到“现在没有人接，请在星期一至五的办公时间再打来”的录音。

　　那么，到爱丁堡去吧！

　　“发生了大事，人先到现场再说”，这是前辈的教诲。在我看来，这算是任期里碰到的英国最大科学事件之一。整理资料，收拾

　　近8小时后，我已在爱丁堡市中心火车站的月台上边走边跳，咒骂苏格兰的冬天。上次来探访多利、并采访格里芬所长是2000年的12月，当时兴奋使我忘记了大半的寒冷。今天不知是因为天气，还是因为这次是为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而来，却感到格外寒冷。

　　爱丁堡的

　　罗斯林研究所坐落在爱丁堡东南郊，如果不是有几幢办公建筑散布于草坪之间，看上去就是一个农场。草上结着重霜，乍看去一片白色，仿佛刚下了雪。

　　大门口的门卫岗亭里没有人。担忧基本上被证实了。靠近大门的第一幢建筑是共同培育多利的PPL公司，前面的停车场里一辆车也没有。四周一片静寂，只有不远处一个烟囱静静地冒着烟。我并不熟悉研究所内建筑的分布，转来转去，走到了那烟囱所在建筑旁。鸡鸣犬吠之声和某些气味提醒人，这里应该是饲养各种动物的地方。好容易在这里找到一个老人，问到了研究所接待处的所在。

　　研究所办公楼前停着几辆车，不过从挡风玻璃上结的霜来看，只有一两辆是刚刚开来的。端起相机拍了一个“罗斯林研究所”金属牌的特写，按门铃竟有人应，我大为惊喜。接待处有两个人，一个保安模样、人高马大的中年人朝我走来——可以当成迎接，不过理解为拦阻似乎更合适，因为他脸色难看，充满警惕和戒备。

　　我简单作了自我介绍，才说得一句“想了解一点详细的情况”，对方立刻说：“不，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事情。”完全在意料之中，我试图通过重复问题和拐弯抹角来打听。但对方的回答仍是一大串“不”。

　　终于，他拉开了门逐客。我无可奈何地告辞，退了出去。站在满是繁霜的草地上，一边给领导和同事打电话，一边茫然失措地想，连夜从伦敦赶来，就这么结束了吗？时间是上午9点半左右，不算早了，除我之外竟然一个记者也没看见，或许今天全球的反战游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吧。

　　踱到大门附近，一辆汽车从外面开来，我拦住了它。里面是一位看上去像科研人员的中年人，微笑着问我何事，态度倒是亲切。但一说到多利，他马上换成同样的警惕表情，也冒出一连串“不”：“不，我不知道任何事”，“不，我刚刚度完两个星期的假回来”，“不，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我只得说了“谢谢”走开。他把车开到PPL公司门口停下，走了进去。

　　思索了一会，我仍不死心，想再到别的建筑物去找找人。但接近那无人的岗亭时，旁边坚立的一个扩音器里传来声音：“我是保安，请过来！”肯定有监视器。

　　对我再度自我介绍和再三请求，对方说“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只好扮可怜：“我是连夜从伦敦过来的——”对方的口气略微软化了一点：“哦。”我说：“我现在必须决定，是在爱丁堡等到星期一，还是现在回伦敦。”保安道：“研究所现在关闭，到星期一早上才开放。”我借坡下驴地问：“那是否星期一早上会有新闻发布会？”对方提高了声音说：“不，我不知道任何关于新闻发布会的事。研究所现在不对外开放，有什么事情必须预约。”

　　看来是没有法子了，只得去叫出租车。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但草地上的霜还没有消散的意思。陆续又有两三辆车子从僻静的公路上驶来，开进研究所大院，都像是内部人员，并没有记者。挫败与失落从心底涌上来，与上次由格里芬所长陪同去逗多利时的兴奋与激动相比，实在是太令人沮丧了。也许是被他们的沮丧殃及了吧，两年前来时，格里芬还很乐观地预期说，多利应该还能活6到8年呢。

　　中午的爱丁堡火车站，候车厅里热闹得异常。许多人成群结队地拥上一列火车，有人手里还拿着旗帜标语之类，据说那是去格拉斯哥参加反战游行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