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后(北京)
如果消息可靠，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已经诞生。2002年12月27日《北京晚报》报道，第二天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通栏标题更详细地作了报道。此前，已有报道，第一位克隆人将在2003年1月在贝尔格莱德诞生，如果可靠，他/她晚了一个月。即使上述消息都是假的，我相信，克隆人必将诞生，这只是时间或早或晚罢了。几年前，当第一只克隆羊多莉出世
的时候，全世界惊叹，欢呼，称赞科学及其技术的伟大进步。随后有消息说，有科学家要克隆人，于是全世界又陷入惊恐，争议迭起；许多国家，迅速立法加以禁止。我们学会了“冷处理”，只由一位卫生部官员发表“不赞成，不允许，不支持，不接受”的谈话。媒体对他的谈话，也“冷处理”，报道的不多，即使报道，也排在不显眼的版面上。
现在，如果消息可靠，克隆人终于石破天惊降临人间，而且将接二连三，不知是源源不断，“子孙绳绳”；还是戛然而止，断子绝孙。然而，现在，克隆人已经站在我们面前了。
克隆人的一定诞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首先是科学及其技术内在的驱动力所致。这种内在的驱动力使科学家着迷，不能自已;其次，社会有其需要。国外我不知道，至少，我们中国人，自从盘古开天地，就希望长生不老，而且创造了修炼成仙也即长生不老的惟一一种宗教：土生土长的道教。自己不能长生不老，退而求其次，传宗接代；断子绝孙连阿Q也极端恐惧。为此，古代有过继儿子的补救办法；现代迅速接受了试管婴儿的生育技术。更有一种匪夷所思的办法，是当确定系丈夫不育的时候，有的夫妇竟然商定，请一位男性来传种。一旦女方怀孕，来往即终止。这是我亲见亲闻的；前不久，在报上也见到报道，那是发生了纠纷，成为“社会新闻”了。第三，现在的社会，有权有钱有势的人物，也还是阿Q的脾气，“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难免他不心血来潮要克隆一个自己，咱老百姓还不是照样干瞪眼。但克隆人和你我一样，来到人间并不是自己的选择，他/她也是“出生不由己”呀！我们怎样对待他们呢？歧视他/她？虐待他/她？当他/她知道“不到长城非好汉”，有意来访，“不欢迎”而拒绝发给签证？还是“善待”，是为上策吧。
当前禁止克隆人也罢，说“不”也罢，大致出于两种理由。一是克隆技术本身。据科学家说，还不成熟，成功率很低，而克隆出来的动物有缺陷。这是科学家的事，我没有发言权。但看科学史，任何科学发明最初投入使用的时候，都不是十全十美才开始的。即使一项成熟的科学技术，在使用过程当中，出事的也不少。因机械故障抛锚的汽车，掉下来的飞机就不少。核电站发生过大灾难，小事故并不鲜见。不“十全十美”是阻止不了科学家的努力的。
二就是伦理道德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戴在人类头上的“紧箍咒”。其实，伦理道德，它本身就是由人类的生活决定的。一种生活决定一种伦理道德；这种伦理道德又反过来规范人的生活。因为它的规范作用，人们就误以为它高于生活了；倘有逾越，就是“越轨”，就该受谴责。殊不知人类社会，至今并未“大同”；“人以群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同民族的伦理道德不尽相同；同一民族中不同人群的伦理道德，不但不尽相同，甚至有根本对立的。鲁迅下面的话我以为是事实，是中肯的。他在分析陀思妥夫斯基的小说时写道：“不过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
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从，在未嫁就死了订婚的丈夫，艰苦的一直硬活到80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尔可以发现罢，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尤其重要的是，伦理道德永远在变化；因为决定它的生活是永远变动不居的。全人类都是这样，中国也不例外，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伦理道德的根本原则，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妇者从人者也；男帅女，女从男”，已经被抛弃；尚未抛弃它的民族，也已经是历史的残渣，为大众所诟骂。即以父母子女之间的伦理道德来说，不但对于非婚生子女，继子女，收养的子女的观念变了；试管婴儿，最初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忧虑还少吗，还轻吗，如今我们中国已有数以百计的了，第一个试管婴儿已经上小学。国家级的“精子库”已经建立，“卵子库”也有建立的呼吁。而且供精子者，供卵子者，既不告知受者，更不与受者见面，是保密的。其间的伦理道德问题，不是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吗？人们并没有因为旧伦理道德的清规戒律而不创造新的生活和新的生活方式。
人是不会为伦理道德而存在的，伦理道德为人而存在。人也不为科学及其技术而存在，科学及其技术为人而存在。科学技术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还将不断改变下去。伦理道德永远落后于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永远落后于生活；它和科学及其技术的冲突，将因人类选择新的科学及其技术创造新的生活而解决。
